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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 帶貨主播、騎手小哥涌現,從業者權益如何保障?
如今,互聯網、信息技術不斷發展,工作節奏、生活方式、就業理念更新變化,產生了許多新的就業形態。外賣騎手、快遞小哥、帶貨網紅、網約車司機等,都是新就業形態下出現的新型勞動者,他們從固定崗位到靈活職務,從定時定點勞動到隨時隨地工作,從單一崗位到身兼數職,從勞動關系到合作關系……新就業形態改變了傳統的就業方式、就業格局,彰顯新的生機。
但新就業形態也存在著勞動者權益保障等亟待解決的新問題。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新就業形態成為了代表委員們討論的熱詞之一。
 
疫情之下,催生新就業形態
5月23日上午的全國政協經濟界聯組會上,新就業形態,又成為熱議的高頻詞。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新就業形態”也是脫穎而出,要順勢而為。當然這個領域也存在法律法規一時跟不上的問題,當前最突出的就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法律保障問題、保護好消費者合法權益問題等。要及時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時補齊,在變化中不斷完善。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國包括零工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數以億計”。
受疫情影響,許多行業、企業遭受沖擊,就業形勢嚴峻復雜。但是卻催熱了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的發展。疫情之下,“新就業形態”作為一匹“黑馬”迅速“出圈”,帶火了直播賣貨、外賣騎手等一系列新就業形態,創造了大量工作崗位,拓寬了就業渠道,保住了千萬勞動者的“飯碗”,成為了疫情沖擊之下,我國“穩就業”和“保就業”的重要發力點,為兜住民生底線、穩住經濟基本盤貢獻了力量。
 
天津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喜與憂
在天津,就有不少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從業者,這種新的就業方式成就了他們的創業夢,讓他們有機會在自己熱愛的領域中獲得職業滿足,同時他們也有著自己的困惑和訴求。
辭職創業花藝師季恩
這個時代創業很好,但我也想要一份保障
80后花藝師季恩是J‘s flower 簡花花藝工作室的主理人,也是唯一的一個人。因為喜歡花和設計,2015年,季恩從銀行辭職,開始學習花藝,并在自家小院創立了第一間工作室,很多人來找她學習插花。去年12月,季恩把工作室搬到了位于解放南路的一處小洋樓里,營業面積更大,零售之余還做花藝培訓。她自己發朋友圈、寫公號做宣傳推廣,剛開業的兩個月還挺紅火,想著情人節可以大干一場,沒想到疫情來了……
季恩經營生意比較保守,因為成本低,疫情期間的損失并不大。3月復工后,季恩開始做起了抖音。4月中旬,有客戶給季恩打電話,希望她把花藝課改到網上進行。為了上網課,季恩的工作量更大了,在線下工作室做培訓時一次最多10個人;在線上,母親節一場培訓活動就有近100人參加,一份6、7個品種的花材就要準備近百份,并打包發快遞,在上課前一天寄到客戶家里。后來,找季恩上課的公司越來越多,課程已經排到了6月底,F在,季恩仍在視頻、直播等平臺摸索新的經營模式。
“這個時代很好,想做的事在網絡上都可以做起來。但一個人的生意,很多情況下是孤獨前行的。”季恩說,前幾天,她到社保中心補繳了辭職以來斷掉的社會保險。每個月繳費不到800元,相比于上班族,她覺得個人繳費太低了。“個人可以繳醫保,但是沒辦法上生育險,對于女性感覺有點沒保障,F在的靈活就業人員越來越多,我們不是無業、待業,一樣在創造價值,希望可以為我們這類人開辟一種社保待遇,有一份保障心里會更踏實。”
“居家創業者”朱峰、姝琦
疫情期間拿到投資 希望給予政策扶持引導和辦事辦理
朱峰和姝琦,他們自稱“碼農”“程序猿”,是曾經的同事,現在的夫妻,也是輾轉京津兩地多次創業的伙伴。
他們辦過線上消費社區、做過路由器、開過簽證公司,現在他們又當起了播客主播。最近,他們創辦的播客節目《津津樂道》月活躍用戶量達到了70萬。“本來是想安靜地做個播客節目,結果發現市場上的播客工具缺失厲害,但我們自己是‘碼農’啊,在疫情期間,做了個發布工具,居然還拿到一點投資。”
朱峰和姝琦把自家閣樓打造成了工作室,縱然外面的世界千變萬化,家中這一方空間卻成了朱峰和姝琦的“桃花源”。隨著互聯網、5G通信技術的發展,他倆的工作模式已不是個例,甚至成為一種趨勢。
“越來越多有一技之長的專業人員,就像我們這樣,用自雇形式、微型團隊,以更加獨立自主的形式參與社會協作,技術外包、垂直門類的專業服務。”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更需要政府部門在政策、法規、辦事便利性方面的扶持和引導。
“我們不需要過大的辦公場地,很多企業都是從自家書房創業起家的,租商用辦公場地沒必要也浪費。所以工商注冊時,應該允許自雇團隊以家庭住址、虛擬地址注冊開辦公司。”朱峰說,同時,企業運營往往需要財務、法務、IT等支持部門,對自雇企業而言,不可能也沒有額外的經費來處理這些事務,姝琦提出:“希望政府可以搭建一個一站式的集中支持平臺,為我們提供這些服務,這會大大減輕我們的負擔,將精力和財力完全用在企業發展上。”
 
維護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天津代表委員怎么看?
新就業形態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蘊含著巨大的發展動力和潛力。但其自身也存在著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譬如,從業者社會保障覆蓋度不夠,工傷認定、職業傷害、養老保險困擾著勞動者;一些地方對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設置資格認定門檻,現行就業扶持政策、救濟渠道未能覆蓋此類人群;就業者相對于平臺企業處于弱勢地位,且法律關系模糊、信息不對稱等。對此,參加全國兩會的天津代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呼吁相關部門及時跟上,把法律短板盡快補齊,解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所急所想所盼。
新就業形態一邊不斷突破傳統的雇傭關系,一邊重新塑造新的勞動關系。但勞動者的法律地位難以認定,權益保護也就無法及時跟上。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律師協會會長才華認為,要使新就業形態獲得可持續發展,就應該盡快立法,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利義務納入國家勞動法律框架的調整范圍之中。此外,政府還應為這類從業者提供必要的勞動保障支持,增加勞動者直接參保社保的模式,讓勞動者沒有后顧之憂。
很多地區對靈活就業人員設置了參保限制條件,非本市戶籍、沒有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就業形態從業者,不能在當地以靈活就業人員的身份參加社保。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四方君匯律師事務所主任楊玉芙建議,適當放寬非戶籍地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條件。另外,就業形態從業者外出務工時,有不少人在老家參加了城鄉居民醫保,他們又多是就近到外地就業,可以在區域一體化發展進程中,推動城鄉異地就醫門診費用結算。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公交集團第三客運有限公司8路車隊駕駛員王艷說: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從業者自我權益保護意識普遍不高,對參加社會保險重視度不夠,他建議加強政策宣傳,讓新就業形態從業者了解社保的重要性、參保途徑和繳費方式,引導他們積極參保。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鋼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工廠主任電氣師李剛說:對于非本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很難在工作地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或居民醫保,這為他們在工作地看病帶來不便。建議支持網約工線上繳納社保,突破地域限制。
全國人大代表、市水務局總工程師周潮洪說:對外賣員、快遞員等新就業形態從業者而言,快速完成訂單、多接單才能有更多收入,他們的工作是在和時間賽跑,勞動風險較大。應為在戶外奔波的網約工解決工傷保險問題。但參加工傷保險,需要有穩定的勞動關系。建議參照此前建筑業農民工可按項目參加工傷保險的做法,單獨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參加工傷保險制定政策、適當降低門檻、放寬參保條件,讓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優先參加工傷保險,而不必一定要與其他險種綁定。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立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倉儲科五金雜品管理組組長郭紅靜建議說:可以通過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相結合的方式,為網約工群體提供特殊形式的保險。同時,為了刺激商業保險機構的供給,可以通過財政的介入,共同設計新就業形態工傷保障產品。
新就業形態對社會政策、服務管理提出了新課題。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社局局長楊光在接受天津廣播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就業服務管理、社會保障政策、勞動關系維護等方面,現行勞動權益保障制度確實有一些內容不適應新就業形態的發展需求,相關法律法規的具體條款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勞動關系的權利界定、權益維護存在模糊不清的地方,不利于依法保障雙方權益。”
楊光表示,今后,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要求,持續調整和完善相應政策,通過職業技能培訓促進新工作技能的提升與遷移,讓新就業形態茁壯成長。同時要強化問題意識,及時跟進研究,不斷完善政策法規,適應監管新需求,為勞動就業和企業用工提供堅強法治保障。
結語
今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已下發文件,“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支持勞動者依托平臺就業,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參加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省內城鄉戶籍限制”。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保障問題正在逐步完善。
其實,“新就業形態”出現“成長的煩惱”并不奇怪。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要通過深化改革求解,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在發展中作答。要在支持、引導、規范中逐步解決,持續調整和完善相應政策,補短板、促發展,多管齊下為“新就業形態”厚植發展土壤,進一步激發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的干勁與活力,促進新興職業和行業的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讓其釋放出更大的發展活力與潛力。

來源:天津廣播電視臺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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